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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雙報告雙評審雙調查環環相扣
讓法治成效說得清讓人民說了算
發布時間: 2019-04-26 08:57      來源: 法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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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①為各方代表對2018年區級政府重大行政決策案例進行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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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②為北京市行政執法信息服務平臺對相關數據進行分析評判。

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

依法決策,是法治政府建設的關鍵和核心;

人民滿意,是法治政府建設的目標,也是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意蘊。

黨的十八大以來,北京市圍繞三條主線,已逐漸形成雙報告、雙評審、雙調查三大機制,這正是深入推進法治政府建設的北京新實踐。

□ 法制日報全媒體記者 徐偉倫

“行政執法效果如何?依法行政能否做到?履職盡責是否積極?用數據說話。”北京市司法局局長李富瑩介紹,依托于全國首個綜合性執法大數據分析平臺,北京已連續三年通過綜合總結性報告和數據分析型報告,對法治政府建設進行全方位體檢,看看哪些工作干得好,又有哪些職權在“裝睡”。

而在日常,評審則貫穿于北京推進法治政府建設全程。4年前,北京市16個市轄區拿出當年自認最好的重大行政決策項目參與評審,不料在基本的程序履行方面就不及格,合格率僅為56%。現如今,程序履行合格率已達100%,這背后正是北京市對重大決策案例和示范創建項目的雙評審活動的不斷推進。

最終,法治政府建設干得好不好,得聽公眾怎么評,北京市“雙調查”制度為此應運而生。

雙報告、雙評審、雙調查環環相扣,日漸成為北京深入推進法治政府建設的有力抓手。近日,《法制日報》記者走近親歷者,聽故事,解機制,話法治。

讓數據復蘇品評法治成效優劣

“以往,談及法治政府建設,各部門都說自己做到了依法行政,這話怎么評判?很難。而談及問題時,行政機關又常用‘我沒權力’來搪塞,說法律沒規定、沒授權、不夠用等,但實際情況究竟怎樣?”回憶起建立依法行政專項工作數據監測報告時的初衷,北京市司法局調研員吳苗林說,就是為了破解這些疑問,原北京市政府法制辦于2013年開始探索建立綜合性執法大數據分析平臺,讓沉睡的數據主動說話,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形成相關報告。

2016年,北京市結合年度工作總結,梳理形成了依法行政專項工作數據監測報告和法治政府建設年度情況報告,先后提請市委常委會和市政府常務會議審議。自此,“雙報告”制度在北京正式運行。

2017年,北京某住戶違法在住宅樓道內給電動自行車充電引發火災,造成多人傷亡。事后,通過執法大數據分析平臺,發現以往消防檢查往往集中在商場、寫字樓等區域,對住宅區的關注度不足,檢查頻次也不高。

在另一起案例中,相關部門接到群眾舉報稱某處私挖地下空間,隨后立即前往調查,但卻吃了閉門羹。讓舉報人不解的是,執法人員發現大門緊閉無法進入后便就此作罷,理由是“沒有強制進院調查的權限”。

“事實上,類似地下空間的問題完全可以依據相關法規規章用聯合執法破解,并非無法可依無權可使,執法人員的上述行為屬于典型的履職不盡責,執法用法不科學。”李富瑩說,不僅要讓法律長牙齒,還得讓法律長齒輪,推動部門間的協同協作,相關案例反映出的問題都將寫入相關報告進行督促整改。

根據正在討論撰寫的北京市2018年依法行政專項工作數據監測報告,全市2018年行政處罰職權涉及法律法規規章共1627部,實施行政處罰使用過的有579部,其余1048部處于“休眠”狀態。報告認為,執法人員在法律法規規章使用和行政處罰職權行使方面仍有提升空間,“僵尸職權”依然存在,部門間的協同協作機制需要重新構建。

正是有了信息平臺作支撐,依法行政與否、履職盡責與否、應訴重視與否等,都不再是憑經驗和主觀感受進行評價,而是通過法律使用率、行政執法量、人員配比數、案件分布比、職權履行率、領導出庭率、直接糾錯率等各項指標一一量化,用數據說話,并最終從微觀視角形成數據監測報告,成為黨委、政府決策的重要依據。

與數據監測報告有著同樣分量的,是北京市法治政府建設年度情況報告,從宏觀視角對法治政府建設年度情況進行綜合分析,反映整體狀況,總結優秀經驗學習推廣。“雙報告”通過宏觀和微觀兩個視角,對法治政府建設進行綜合體檢和專項審視,使北京市委、市政府能夠全面把握法治政府建設的整體狀況。

目前,通過北京市委、市政府的示范引領,“雙報告”制度已從市級層面傳導到各區級政府,形成了法治政府建設層層落實的責任閉環體系。

讓“虛假最佳”顯形讓金子發光

有了整體狀況、信息數據做支撐,政府決策也不再憑感覺,可這并不代表相關決策就一定科學、民主、法治。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15-2020年)》中提出,要推進行政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并對規范行政決策給出了具體措施。為此,北京市于2015年前后開始推行對區政府重大行政決策案例評審和法治政府建設示范創建項目評審的“雙評審”機制。

2015年8月,北京市推進依法行政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出通知,要求市轄區的16個區在自評的基礎上,各報送一個重大行政決策案例參加評審。

“有的案例缺少專家論證和公眾參與程序,有的材料則一看就是后補的,觀點不知所云,甚至連時間、簽名都沒有。”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長王敬波回憶首次參與評審時坦言,自己也沒想到各區自認的“最佳”案例,卻是問題多多。

16個參評案例中,只有9個完全履行了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等五個程序,僅占56%;其中有6個缺少風險評估程序,在合法性審查程序中,有的只有“同意”二字,即作為審查通過的依據;相關決策程序存在順序倒置、走過場、實質審查不足等問題。

記者注意到,事后形成的9頁評審總結中,有8頁都在講問題和談對策。“這些讓相關部門看到了不足,開始加速整改。”連續參加多年評審活動的王敬波說,近兩年參與評審的案例與以往已有本質變化,決策程序完備、廣泛邀請公眾參與、決策審查務實、集體討論充分,有了長足進步。

作為“雙評審”機制的另一半,法治政府建設示范創建項目評審則更多鼓勵各區政府結合區域實際,在某一方面推進制度機制創新,形成可持續、可復制、可推廣的工作亮點。

2017年,示范項目評審活動正式開展,評審期間,北京市平谷區的“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機制獲得一致好評。“該機制的創立,源自平谷區金海湖鎮一次倒逼式的整改,這種下級‘吹哨’、上級各部門30分鐘內應急‘報到’的新機制,使14年屢禁不止的黃金盜采終于銷聲匿跡。”平谷區司法局局長張玉娟介紹說,經評審優化不斷完善,“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機制被列為北京市2018年城市治理改革“1號課題”在全市推廣。

2018年11月中旬,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認為,北京市委以“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為抓手,積極探索黨建引領基層治理體制機制創新,聚焦辦好群眾家門口事,打通抓落實“最后一公里”,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做法。

“法治政府建設離不開規范推動和激勵導向。”李富瑩說,“雙評審”機制目前已貫穿北京市推進法治政府建設的全過程,并以組織開展集中性匯報交流為平臺,形成了相互學習交流的工作氛圍,充分發揮考核和宣傳兩個作用,實現了規范推動和正向引領的有效結合。

讓百姓真正成為法治閱卷人

“發現問題積極整改,激勵創新推廣經驗,所做的這些究竟好不好,關鍵還得看公眾的滿意度。”李富瑩認為,在推進法治政府建設過程中,必須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堅持信息公開、行為參與、成果共享的理念。

5年前,北京市開始全面開展對區政府重大行政決策個案情況調查和對區政府依法行政狀況社會公眾調查的“雙調查”機制。

“行政機關以前常說相關政策的出臺和實施得到公眾廣泛參與,滿意度很高,可經過第三方調查,卻顯示大部分公眾并不知曉相關政策也未參與過相關討論,如此尷尬的場景在調查初期并不少見。”王敬波說,“雙調查”的介入,讓相關部門不能再以自己的視角去推測公眾的觀點,而是必須廣泛邀請公眾真正參與法治建設,多溝通、多交流,讓公眾成為行政決策、法治建設的評判者、閱卷人。

“這幾年時常能接到調查機構的電話,問得很細,最初以為一兩分鐘走個過場,沒想到一通電話下來需要10分鐘左右。”居住在北京市朝陽區的市民徐瀟告訴記者,法治調查會先問些個人基本信息,如生活工作地點、從事行業、有無孩子等,后續的部分問題也是圍繞個人實際情況展開,有的事就發生在社區里,“這樣的調查很貼近,好的表揚,不足的也指出來,覺得自己就是在實際參與法治建設”。

記者在第三方調查的記錄中看到,多位市民提及近兩年的住宅區安全檢查事項,“物業經常來查,后來民警上門告知,雖然不在樓道給電瓶車充電有些不便,但確實遵守法規、維護安全居住環境更重要,我支持。”

“通過‘雙調查’,我們發現社會公眾的期望與法治政府建設的目標是同向的、一致的。”在李富瑩看來,隨著法治政府建設的不斷深入,行政活動將更加公開透明,行政機關更加守信有為,政府服務更加優質高效,辦事咨詢更加便捷貼心,社會公眾也將充分參與法治政府建設,共享法治政府建設成果,讓百姓有更多的法治獲得感。

責任編輯: 白海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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